“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及的新名词，也是近年来心理学领域最火热的话题之一，并在逐渐破圈。那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到底是什么？它的萌发渊源与发展方向是什么？为什么说它可能在不久的未来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近日，华夏时报社党委副书记、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家闫洪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正奎就“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展开了对谈。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多学科理论的中国实践
《华夏时报》：请两位专家为我们介绍一下何谓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它与我们大众所熟悉的心理学相关概念有哪些区别，哪些关联？
刘正奎：首先从理念上看。“社会心理服务”的核心是“服务”。在心理学领域，我们还可以听到很多名词，比如“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心理干预”等等，它们更多地是从医学或生物学和教育的视角出发，专业人员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医生与病人之间或者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服务则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为人民服务。
其次前面提及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心理干预”等，更多地关注个体心理健康；而社会心理服务不仅关注个体心理健康，还注重个体主动预防与成长、群体或组织健康与和谐、甚至整个社会环境心理氛围营造与心理建设等。
当然，社会心理服务的“服务”也需要规范化、科学化，而不只是概念。“社会心理服务”需要运用心理学、脑科学、社会工作等学科的方法和技术，给有心理与精神需求的群众提供精准服务。完整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则体现上述理念的实践性、阶段性和长期性。
闫洪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简单来说，就是10个字5个词。“社会”是指服务对象为全社会、全人群、各领域；“心理”指的是服务手段，以心理学方法为主，但要注意不能仅仅局限于心理学，我们还会用到社会工作、脑科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知识技能；“服务”是关键和根本宗旨，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理念，一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体系”是指顶层设计，这意味着社会心理服务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系统，一个网络，是要搭建一个全方位、全周期、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系统；“建设”就是指我们的理念和方法要落地、要有具体的实践。
另外，“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心理干预”等概念更多地强调“解决”。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更多地是在讲“预防”，而且是积极主动地预防。
并且，社会心理服务涉及的范围更广，不仅仅是关注个体的身心疾病。我总结来说，叫做“顶天立地、四面八方”。“顶天”即在政策规范引领下，坚持政治性与人民性；“立地”指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坚持实践性与服务性；“四面”指在我国国情和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心理学、社会工作、社会治理等理论、技术和方法，坚持科学性和融合性；“八方”即打造以人民为中心，覆盖自我、家庭、亲朋邻里与同事同学、社区（村）与组织（单位）、专业机构与行业组织、政府与法治、社会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八层社会支持系统，坚持目标性与系统性。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回应现实需要、是创新性的中国方案
《华夏时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一个比较新的名词或者概念，它是怎么产生的？
刘正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我们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现实需求，是应时代而生的。
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加快，传统家庭关系、社会利益冲突形式，以及旧有的社会规范不断遭受冲击，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心态问题日益突显，加上2008年“汶川地震”和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以及系列的校园心理危机事件，党和政府及时回应社会发展中群众需求，出台系列政策与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创造性提出并不断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提升人民群众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健康中国、平安中国和幸福中国建设。
然而，在解决实践具体问题方法上，诸如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等这些方法与技术主要还是延续了西方的文化与理念背景下技术方法，无法完全满足我国人民的现实需要，也无法深入贯彻党和政策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在新的理念下，在专业方法与技术上的不断创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正是为了解决中国当下的问题而生，它需要广大工作者依据中国国情与文化、制度与政策去创新理念和实践方法。
闫洪丰：随着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人民对精神文明的需要越来越强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正是应需而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是我们中国独有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文化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我们独有的中国方案，中国价值和中国文化。
《华夏时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现在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刘正奎：经过五年多的全国试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已经走完了第一个阶段。从发展历程来看现在处于探索阶段。总体来看，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已取得系列创新性成果。具体表现在，试点工作扎根于“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探索形成了新时代社会治理“心”模式。强调问题导向和系统解决结合的实施路径。构建了社会心理服务本地人才培养系统和网络。发展出“社会心理服务+”的工作机制。
同时，我们要看到我国社会心理服务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还很突出，公众日益增加的精神文化和心理精神需求日益增多，体系建设还存在理论实证研究缺乏、体制机制不健全、专业服务队伍不足，服务能力和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 例如，为了更好地评价这些实践工作的具体效果，需要发展出更适宜我国文化的测量工具，此前，我们心理学上大部分的测量工作都是舶来品，但这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现状，所以需要更多的创新。
闫洪丰：全国试点工作开始这几年以来，我们也调研了全国很多地方，从试点的结果来看，还是比较参差不齐的。
现在各地在实践中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有治病模式、有预防模式、有治理模式，也有精神文明建设模式，我觉得从现在的成果来看，精神文明建设模式更符合中国的当下实际，它是把社会心理服务和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精神，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等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模式我觉得可以叫“润模式”，润物细无声，是外化于形，内化于心的这种感受，社会心理服务的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会慢慢形成一种共建、共治、共享模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人人都是社会心理服务的参与者、推动者、传播者，配资股票网最后也是共享者。
《华夏时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为我国的心理学学术研究发展提供了什么新的视角？
刘正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为了回应现实提出的问题，然后运用不同的学科知识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从学科发展和研究的角度，现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已经给我们学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在中国文化与国情背景下，如何定义社会心理服务，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理论？怎么在专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面对大量的心理服务需求？再比如，在我们国家很多人的心理问题是隐性的，如何去发现和评估它？这就回到了我们上面谈到的问题，需要科学概念、理论、标准和方法、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的新技术、新工具和新理念对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其实回顾心理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心理学的发展都是由现实需求推动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国家普遍处于战后创伤，为了解决众多创伤人群的心理问题，50年代以后临床心理学发展特别快；到了60、70年代，社会逐渐稳定下来，心理学便开始转而研究如何让人们的生活更满意、更幸福；到了90年代，新的社会需求推动积极心理学开始走红。
当今这些主流的心理学流派或者方法无一不是回应着当时西方社会的现实需求，并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所以，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一定会有本土的原创性的理论，和与之相对应的新技术诞生。
闫洪丰：实际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给我们专业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如何基于中国本土国情文化、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更好地为更多的人服务。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既然是一个体系，那么它就不能是一个单方面的东西，从科普宣传、测评、培训、咨询服务、危机干预到保障评估体系等等，这一整个闭环，都需要我们基于实践，不断总结出更多的方法和理论。
《华夏时报》：青少年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板块和重点人群，能否谈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如何赋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刘正奎：儿童青少年的成长与教育也离不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比如说，我们都听说过“家校社联动”这个概念，但是实际工作中很少注意联动的方向，从社会心理服务理念出发，如果这个方向和内容不是真正关注孩子的心理需要，而是一味地抓成绩、盯作业，这种联动只会让孩子更无助。上面提到，社会心理服务理念上就已经明确以人民为中心，它关注的是现实中人的心理精神需求，是要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困惑、矛盾给予支持和服务，
因此，需要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该体系至少应涵盖四大支持系统，第一个是朋辈支持系统，第二个是分级分类管理系统，第三个是家庭、学校和社区组成的协同系统，第四个是地域性的自然与文化的润心系统，这四大系统相互作用构成服务体系。同时，要大力加强社会心理服务的理论宣传。我曾跟很多老师说过“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根本是心理服务不是心理健康教育，每个老师都可以是参与者和受益者。”这可以说是一种大健康观或者是大教育观。
闫洪丰：实际上我觉得孩子的很多问题确实需要系统地去看待，包括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环节需要互相补位，而不能缺位甚至是错位。而且我们要形成家校社系统性的解决模式，不能只看到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不能够仅仅把责任都推到孩子自身、老师或者家长身上，而要从社会心理服务的角度，系统性地看待孩子的教育问题。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全员参与
《华夏时报》：想要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离不开人才，但是目前心理方面的专业人才仍存在较大缺口，培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人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刘正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队伍建设关键是通过分级实现全员参与。目前我们国家的精神科医生大概有6万人，心理咨询师大概有130万人，远远覆盖不了需要进行社会心理服务的人群，所以社会心理服务一定要分级，让想参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人都能参与进来。
具体来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队伍涉及多个层次和不同类型的服务，主要包括：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主要是对严重心理健康与精神问题进行诊断与治疗；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健康教育老师，主要是对有心理困扰或心理健康问题开展咨询与教育；社区管理者或班主任、辅导员等，主要是对心理健康问题进行早期发现和心理社会支持；社工、志愿者，主要对有心理需求的人开展心理社会支持和关爱行动。广大群众，强化自身心理素养，开展自助互助。所以说，人人都可以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参与者。
闫洪丰：关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人才培养，我觉得大家需要理解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我们是培养社会心理服务的工作者，而不是培养心理医生；第二个是，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行业和部门，进行分级。比如政法系统、教育系统都可以根据自己行业的特点进行适合自己行业的社会心理服务建设。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乡村医生制度，它曾在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方面曾经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我们的社会心理培训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做法，通过易学、实用的培训，让我们的社区工作者、街道工作者等也可以掌握社会心理服务的理念和方法，为地区的人民群众提供服务。
我觉得这中间有个重要的理念转变，就是大家千万不能把社会心理服务当成是治病的理论，它更多地还是一个社会治理的概念，是为了解决社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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