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10月28日正式发布。《建议》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总部署，又清晰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筑牢根基。
全国政协常委张连起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既要巩固“十四五”时期转型成果，更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决定性基础。“这五年的规划与实践，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发展质量，更将为全球现代化提供新的可能性与希望。”张连起强调。
时代背景与总体定位：从“立柱架梁”到“积厚成势”
《中国经营报》：“十五五”时期被定位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你如何解读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承前启后作用？与“十四五”规划相比，战略定位有哪些深化？
张连起：“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从“立柱架梁”迈向“积厚成势”的关键跃升期。如果说“十四五”时期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主线，重点解决“如何开好局、起好步”，那么“十五五”时期则是“强基提质”的攻坚期，核心任务是通过系统性夯实现代化基础，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决定性支撑。
这种承前启后体现在两方面：“承前”是延续“十四五”规划确立的“三新一高”（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总框架，但更聚焦“质”的突破。例如，“十四五”规划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十五五”规划则进一步要求“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十四五”规划布局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赛道，“十五五”规划则需将这些领域的“先发优势”转化为“规模优势”与“技术主导权”。“启后”则直接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十五五”时期需在科技创新、内需体系、绿色转型等领域实现“不可逆的突破”。
从战略定位看，“十五五”规划更突出“全局性、长期性、底线思维”。例如，“十四五”时期侧重应对短期冲击，“十五五”时期则需统筹“短期稳增长”与“长期结构优化”；“十四五”规划强调“双循环”格局构建，“十五五”规划则要推动“循环畅通”向“循环高效”升级；同时，面对全球科技革命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十五五”时期必须更早布局未来产业，抢占全球现代化竞争的制高点。
《中国经营报》：《建议》指出当前发展环境为“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从国际科技革命与地缘冲突，到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与动能转换，你认为核心矛盾是什么？
张连起：当前的核心矛盾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中国现代化需求迫切性上升的结构性错位”。从国际维度看，科技革命加速与技术封锁加剧：以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进入“爆发期”，但部分国家通过“小院高墙”“友岸外包”等手段对中国实施技术切割，试图阻断中国参与全球创新链高端环节。
从国内维度看，新旧动能转换与传统支撑弱化：过去依赖投资、出口、房地产的“旧三角”动力趋缓，而新质生产力虽增速快，但规模占比仍不足，尚未完全对冲传统动能下滑缺口。
总体看，我国需要在全球秩序调整的“窗口期”完成从“追赶型现代化”到“引领型现代化”的跨越，但外部环境可能会延缓这一进程，内部则需在“破旧立新”中平衡短期稳定与长期转型，这是“十五五”时期必须破解的核心命题。
关键目标与实施路径：科技自立自强+双轮驱动+超常规措施
《中国经营报》：《建议》提出了一系列“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如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等，你认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张连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要素配置效率、创新生态韧性、制度保障力度”的协同提升，具体可概括为三大支柱：
第一，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关键是要突破“从0到1”的原始创新瓶颈，更要打通“从1到100”的产业化通道。这需要“新型举国体制”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时激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活力。
第二，内需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需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释放居民消费潜力；通过“两重”投资优化供给结构，形成“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环。
第三，高质量发展底色是绿色低碳。要以“双碳”目标倒逼产业升级，推动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同时通过碳市场、绿色金融等工具引导资源向低碳领域集聚。
《中国经营报》：《建议》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列为首要目标，并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核心抓手，你认为这两者如何相互支撑，进而推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张连起：“新质生产力”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前者提供“增长的质”，后者保障“增长的量”，二者互为条件、相互成就。
新质生产力为全国统一大市场注入“高端供给”。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撑，其本身具有高附加值、低能耗、强创新的特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能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超大规模应用场景，加速技术迭代与成本下降，从而推动“质的提升”。
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新质生产力拓展“成长空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全产业链协同和要素高效配置。当前，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制约了创新要素的聚合。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碎片化市场”壁垒，让新质生产力所需的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支撑“量的合理增长”。
新质生产力是“向上突破”的引擎，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向下扎根”的土壤，没有全国统一大市场，新质生产力可能沦为“局部亮点”；没有新质生产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可能陷入“低端内卷”。二者结合，股票配资网址才能实现“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中国经营报》：《建议》提出“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关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在你看来，“超常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新型举国体制如何发挥作用？
张连起：“超常规”意味着突破传统研发模式的“路径依赖”，以更集中的资源、更灵活的机制、更紧迫的时效攻克“卡脖子”难题。
主要有三方面体现：一是资源配置的“高强度聚焦”。要集中优势资源要素于“最紧急、最紧迫”的领域。例如，国家大基金三期重点投向半导体设备及材料，地方政府配套设立专项基金，形成“中央+地方+企业”的资金合力；二是组织模式的“跨领域协同”。打破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各自为战”，建立“需求方出题、供给方答题、政府搭台协调”的攻关机制；三是政策支持的“全周期覆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再到产业化，提供“一条龙”政策支持。
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作用是将“目标导向+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政府负责“定方向、搭平台、补短板”，企业作为主体承担“市场化验证”，同时引入社会资本渠道。这种模式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避免“闭门造车”，是攻关“卡脖子”技术的制度密码。
原则导向与深层逻辑：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安全与发展
《中国经营报》：《建议》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列为核心原则，这对破解当前发展瓶颈有何意义？实践中如何把握两者的平衡边界？
张连起：当前发展瓶颈的本质是“市场失灵”与“政府缺位越位”并存。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正是破解这一矛盾的“金钥匙”。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方式。例如，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竞争性领域，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自发创新，政府过度干预反而会抑制活力。然而，当市场无法解决“外部性”、“公共品”、“国家安全”等问题，例如半导体光刻机研发需数百亿元投入且失败风险高，企业缺乏动力，需政府通过专项支持引导。
两者平衡边界的实践逻辑是：“市场能做的，政府不越位”，比如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减少行政审批、打破隐性壁垒，让企业自主决策；“市场做不好的，政府不缺位”，比如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民生保障等领域，政府通过规划引导、资金支持、制度保障弥补市场缺陷；“两者协同的，政府善补位”，比如在新兴产业培育初期，政府可通过“首购首用”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待市场成熟后逐步退出。
《中国经营报》：从“十四五”时期的实践到“十五五”时期的部署，规划始终贯穿“统筹发展和安全”原则。你认为在新发展格局下，安全与发展的联动关系出现了哪些新特征？如何统筹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张连起：新发展格局下，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已从“发展优先、兼顾安全”转向“发展与安全深度融合、互为前提”。
新特征表现为：安全的内涵更广，不仅包括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更涵盖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数据安全等非传统领域；发展的质量要求更高，过去“以速度换安全”的模式难以为继，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提升抗风险能力；用“底线思维”兜住安全底线，对“卡脖子”技术、民生必需品、战略资源建立“储备+替代”机制；通过技术自立、规则制定、国际合作增强话语权，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动力。
《中国经营报》：展望未来，你认为《建议》实施后，到2030年中国将呈现怎样的新图景？这对中国乃至世界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张连起：到2030年，中国有望呈现一幅“更具韧性、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现代化新图景：经济结构上，新质生产力成为主引擎，内需对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区域协调发展更均衡；科技实力上，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进入前十，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进入全球第一梯队；社会民生上，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口高质量发展；绿色转型上，非化石能源占比超30%，碳达峰目标提前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基本建成。
从对世界的深远影响看，《建议》将为全球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证明发展中国家可通过和平发展、自主创新推动现代化，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成为全球增长的“稳定器”；在气候变化、数字经济规则、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上，中国将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动荡的世界注入“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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